法家“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认为，世间的事物都是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因此，处事之法也应当随着不断运动变化的事物适时地做出相应的调整。法家这一灵活机动的处事原则在《黄帝内经》理论建构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俯拾皆是。
在养生理论建构中的应用
《黄帝内经》认为，由于受肾气以及五脏气血盛衰变化的影响，人体在不同年龄阶段，表现为生（出生）、长（发育）、壮（壮盛）、老（衰老）、已（死亡）的不同阶段。男女两性虽然都遵循这一生命演化总规律，但又有差异，因此在各个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生理特征，要根据不同特征采用不同的养生方法，达到“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素问·上古天真论》）的养生效果。
在九针理论建构中的应用
针刺是《黄帝内经》最主要的治病方法，但是不同的病种，由于病位、病性的差异，不能应用同一种规格的针具予以治疗。在“事异而备变”的思想指导下，不同部位、不同性质的病变，必须选择不同规格的针具进行刺治，于是就有“九针之宜，各有所为，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灵枢·官针》）的临证经验结论。
此节经文强调针具选择的重要性，认为“九针之宜，各有所为”。不同规格、形状的针具有镵针、员针、锋针、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大针九种，其大小、长短、粗细、形状各不相同，这是根据临床治疗不同病证的特点而精心设计的，规格型号有别的针具所治病证有所差异，临床针刺疾病时，务必要结合疾病病位的浅深、病情的轻重、病程的长短而选用不同的针具，即所谓“长短大小，各有所施”之义。这也强调了临床医生务必要根据不同性质、不同部位的临床病证，选择不同长短、不同粗细、不同形状规格的针具进行刺治，如“病在皮肤无常处者，取以镵针于病所，肤白勿取。病在分肉间，取以员针于病所。病在经络痼痹者，取以锋针。病在脉，气少当补之者，取以鍉针于井荥分输。病为大脓者，取以铍针。病痹气暴发者，取以员利针。病痹气痛而不去者，取以毫针。病在中者，取以长针，病水肿不能通关节者，取以大针”。否则，如果违背了“事异则备变”的施针原则，就会发生“疾浅针深，内伤良肉，皮肤为痈。病深针浅，病气不泻，反为大脓。病小针大，气泻太甚，疾必为害。病大针小，气不泄泻，亦复为败”（《灵枢·官针）的临床医疗事故。
在外感热病六经证治理论建构中的应用
病证也是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就外感热病（伤寒病）而言，随着发病时日的延长，其病变部位、病理反应、临床表现必然是有区别的：“伤寒一日，巨阳受之，故头项痛，腰脊强……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于是在“世变则事异”的思想影响下，就有了“治之各通其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的治疗思路，自此就奠定了以六经理论为辨证体系建立的基础，初创外感热病六经辨证的思路（《素问·热论》）。
在脏腑病证传变中诊治理论建构中的应用
法家“事异则备变”理念在《黄帝内经》建构内脏病证的诊治理论中也是如此，认为随着时间的迁移，疾病在五脏之间传变的顺序、病变所在的内脏、病理反应、症状特征均有明显的差异，故而有“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此言气之逆行也，故死……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是顺传所胜之次”（《素问·玉机真脏论》）。此节经文以五行理论为据总结了五脏疾病的传变变规律：子病及母→传之所胜（相乘）→（再）子病及母→（再）传之于所不胜（相侮）。但是经文又说，“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此其道也”。因七情所致病证，可以不按上述的病传规律进行传变。前面所述的是一般传变规律，此为特殊状态。《黄帝内经》对待五脏病传的思路，就是法家“事异则备变”处事原则的具体应用。
这一认识，既是《黄帝内经》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等治病理论发生的基础，也是法家“事异则备变”思想的体现，更是中医“辨证论治”理论发生的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