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展读郭博信先生的著作《中医是无形的科学——我对中医的实践与思考》，受益良多，愿与海内同道分享。
过去大家都说“事实胜于雄辩”，读过郭博信的书，我认为这只说对了一部分。完美地说明某一事物，就应该在事实的基础上，再加上雄辩，这样的文章不仅读起来吸引人，且其说服力将会更强，这对于中医来说，尤其重要。郭博信的新作，可以说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当然，他能做到这一点，不仅与他多年从事中医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有关，也与他拜几位著名的民间中医为师，虚心学习，勤于实践，密不可分。
在中西医并存的当代，如何坚持中医传统，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不容易做到。这主要体现在如何运用中医药理论指导临床诊治疾病，以及能治哪些疾病，疗效如何？郭博信在书中，介绍了很多西医疗效不好或无效的中医验案。如对癌症的治疗，以及骨髓纤维化致严重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小儿脑积水、川崎病、泌尿系结石反复碎石未能治愈的病例，严重的冠脉狭窄又不能放置支架的复杂病情等等，大都是令人颇感棘手的疑难杂症，患者遇见他后都走向了健康，十分难得。
这些诊治经验，除了一个个具体处方之外，若有规律可循，那就如郭博信所说：“我不知道西医对这些疾病的论述，我只是按照中医的传统理论，凭脉辨证，依法用药，取得了应有的效果。”不管西医病名如何，只依靠中医辨证论治，这种经验，与国医大师朱良春所倡导的精神完全一致：“辨证是首要的、绝对的，辨病仅供参考。……我们可以不认识病，但绝不能不识证、不辨证。”
郭博信还在书中大力提倡培养“纯中医”，这也是从目前存在的“中医西化”现象出发的。他追本溯源，认为中医西化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起始于清末民初，王清任、唐容川、张锡纯三个大师级人物，在临床上无疑都是“纯中医”，但是他们在学术主张上都有所偏失，被人们误认为是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的先驱，这一点至今没有引起大家的深刻反思。
郭博信认为，张锡纯创制160余首方剂，奠定了其一代宗师的学术地位。但是，其书中的“阿司匹林石膏汤”，是一个“蛮力发汗”的方剂，对于肺痨等体虚之人，实为大忌，并且现代研究证明使用阿司匹林可以引发很多严重的药害性疾病，这个背离中医辨证论治精髓的方剂，是“该书之败笔，今人若信而用之，不亦‘东施效颦’乎？”
郭博信有这样的见解，与他特殊的从医经历有关。他由一个文科毕业的大学生，在40年前与中医结缘，被中医药文化所吸引，逐渐成为一名信念坚定、疗效卓著的老中医，他走过了与一般人迥然不同的道路。他是主动改行成为中医师的，不是因为自己或家人有病而与中医结缘，而是当年下乡工作时，他按照报刊介绍的经验，治愈了农村孩子的痼疾，周围群众把他当作神医，被“逼上梁山”的。日后，他由业余走向专业化道路，当了十余年中医师，又被作为既懂医又会文的难得人才，由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聘为主编。他则到处访问没有受西医影响的民间中医，整理他们的经验，造福于广大民众。
他的第一位师父叫梁秀清，虽只上过初小，但是几代祖传中医，精于脉诊，他文革中因故避居在山西侯马的农村小屋中，门前未挂任何招牌，但找他看病的不仅来自全国各地，还有来自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地区。郭博信的第二个老师是黄杰熙，虽是一名普通教师，但其祖父曾是唐容川的弟子，他善以价廉寻常之药起大病，临床经验丰富，所著《本草问答评注》等6本中医书，出版后影响颇广。他的第三位老师是山西老中医李可先生，其《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也由郭博信帮助整理出版，问世后引起强烈反响，海内外求医拜师者纷至沓来。他自己也因此深得诸位师父心法。
郭博信曾经在《中国中医药报》上撰文《天涯何处觅芳草》，这既是他求师若渴的真实写照，也是他走向成功的经验之谈。读过他的新著《中医是无形的科学》，我想不论人们怎样形容中医学，说它是东方科学、无形的科学、祖国医学，或被人叫做替代医学、传统医学，无非是希望找出中医学不同于西医的学术特征，强调其独特的学术理论和特色诊疗技术，试图揭示其卓然独立的原因，也从不同角度说明中医的科学性。
读过《中医是无形的科学》，掩卷深思，反复玩味，其无论是内容，还是文字，都是一部难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