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是科学、哲学与文化三维同构的理论体系。在进行研究和传承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要全面看待与把握，既不能因强调其科学本质而忽视其哲学、文化内涵，也不能简单地强调其哲学、文化内涵而否认其科学本质。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科学、理性、全面地理解中医理论，汲取人类医学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促进中医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作为中医学奠基之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典之一，《黄帝内经》（简称《内经》）自成书以来即备受关注，人们从医学、哲学、文化、科技等多学科、多角度对它进行研究，从中汲取学术营养和人生智慧。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中国文化自觉意识的复苏，解读经典已然成为当代学人探寻中国文化之根的学术生态。从“大文化观”的视角揭示《内经》的理论特质与思想精华，无疑是中医药守正创新的应有之义。
中国古代的生命百科全书
《内经》作为中医理论之滥觞，是对人与自然根本法则的具体描摹，它对气、阴阳、五行等基础理论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论治、养生等的阐释，不仅具有医学科学的基本特征，而且在将医疗经验上升为系统医学理论过程中，始终将人与自然、社会置于有机整体中，广泛涉及哲学、文化、天文历法、地理气象等多学科知识，呈现出解读人的生命本质的理论特质。
哲学与人文思想
从人类思想史和科学史的发展轨迹看，科学与人文客观地存在着从融合到分化、再到新的融合的过程，由此推动了科学与人文的共同发展。《内经》强调医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蕴藏着丰富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哲学与人文思想。
从哲学思想看，借鉴了同时代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的哲学认识，并在自己的体系内有一定发挥。如道、气范畴、精气说、天人、形神学说、阴阳五行理论等，由此确立了医学整体观、辩证观和变易观，阐明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和自然界天时气候、地土方宜、社会人事密不可分，借此探察生命现象和疾病本质，把握人的生命规律。可以说，这是立论的总纲领。
从人文思想看，由于人是兼具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生命体，其生命存在与发展不仅表现出生理活动，也表现出精神活动。由此，在追寻生命规律时，不仅运用了大量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方法，而且涉及大量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方法，如社会学、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民俗学乃至军事学等，使其理论建构和言说深刻而生动。以社会学和心理学为例，描述了医学起源、发展与古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关系以及移精、祝由等治疗方法，如《素问·移精变气论》谓：“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内经》将社会生存环境失调作为致病因素，记载了大量关于社会经济状况、风土习俗、人情心理、社会地位变化与疾病的关系，奠定了中医学独特的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的理论基础，彰显了重视人文精神的医学内涵和本质。
古代自然科学
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与同时代其他民族相比，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如古代天文、历法、地理、气象、数学等，这为《内经》理论建构提供了科学手段和论证基础。例如天文学知识与方法，尤其是关于宇宙形成与结构的学说，促生了“天人合一”观念，引导人们顺应自然，从宇宙整体角度和四时法则探索生命规律，如“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素问·宝命全形论》）；又如地理与气象学，将《尚书·禹贡》中的“九州说”和商代形成的“五方说”引入其学说体系，通过医学阴阳五行理论形式，将地理因素纳入天人合一的方法论系统，建立了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辨证论治理论，如“阴阳之气，高下之理，太少之异也……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素问·五常政大论》）。气象学亦然，形成了气象的周期性变化与疾病发生、防治关系的系统学说，以及五脏应时而变的功能运动系统规律。如其所谓“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上下相遘，寒暑相临，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燥以干之，暑以蒸之，风以动之，湿以润之，寒以坚之，火以温之。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寒暑六入，故令虚而生化也”。并以气象的名词、术语及变化机理表述医学内涵，如外邪六淫、内生六气等，由此创立了五运六气学说，通过推算气象变化规律预判疾病的流行状况。再如数学，继承和发挥古代数学“象中有数、以数言象”的象数思维模式，遵循“象为主，数为用”原则，将自然界五方、五时、五行与人体五脏之数一一比应，通过演示其方位、时序和阴阳五行生化之理，使合于人，以此说明五脏时空与机能特性，演绎讨论人体脏腑功能和自然界气候变化的有机联系，形成了其藏象学说的基础，使其诊断与治疗标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量化。
医学实践与方法
一是通过医学观察与实践，形成了由感性到理性的理论建构过程和经验体系。如对人体生命现象和体征的观察，对寒暑变化影响人体水液代谢的观察，对外感、情志致病的观察等。如当人发怒时，气满胸中、头晕目眩、胁胀，甚至昏厥、吐血，这是人体内部气的运行受到过激情绪影响的表现，联系到“怒伤肝”，就会考虑肝部损伤问题，人生气会瞪眼睛、眼红，又将肝、目相联系，得出“肝主目、怒伤肝”的肝脏象功能模型，他脏亦然。
二是建立在古代解剖学基础上对人体脏腑的大小、坚脆、容量，以及血脉的长短、清浊等的探察。如《灵枢·肠胃》记载消化道与食管长度比为35∶1，与现代解剖学37∶1接近；对针刺误中脏腑器官导致医疗事故的症状也多有记载；又如对五实五虚证的认识，“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后利，则实者活”（《素问·玉机真脏论》），验证了实证邪有出路、虚证如能进食则预后良好的判断，由此确立了五实五虚证的治疗原则。
三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学观和医学方法。如“人与天地相参”的人体观，“奇恒常变”的疾病观，“审机论治”“辨证论治”的疾病防治观以及重整体、重功能、重常变的医学方法体系，如整体推演法、功能认知法和常变探求法等。
由上，《内经》奠基了整体、系统、辩证的中医学理论体系，成就了中国古代的生命百科全书。
科学、哲学、文化三维同构的理论体系
《内经》不仅具有医学科学的理论本质，而且蕴含着深刻的哲学与文化内涵，是科学、哲学、文化三维同构、相互交融的理论形态。
科学本质
以科学的实践本质和真、善、美标准观照《内经》理论，是极其贴切的。
一是实践性。《内经》作为关于人的生命学说，其理论建构基于长期、丰富的医学观察和实践，通过对自然气象、居住环境、人体色味形脉以及针刺和药物刺激反应的反复观察与验证，发现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及其内在联系，建构起人体有效反应的生理机制。如从“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灵枢·五癃津液别》）现象发现气候变化对人体水液代谢的影响等，这种通过反复观察、验证而形成的理论，是中医药学在千百年发展中取得良好临床疗效的内在基础。
二是整体性。如以“天人合一”立论，以气、阴阳、五行为核心范畴建构了整体医学观，始终将人与自然、社会看作有机结合、相互影响、共变共生的动态统一整体，将维系和调节这一整体平衡作为治疗的根本原则和目标。又如人体整体观，借此创立了形神观、常变观、疾病观、养生观及全身调节、心身同治、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过与不及、以平为期的防病治病的整体医学原则与方法体系，凸显了注重人体内外平衡调和的精神内涵。再如将人的生、长、壮、老、已这一生命周期的发生发展看作一个整体，揭示了生命存在与发展规律，对生命过程及其规律以及顺应自然、把握不同阶段生命特点进行保健养生的阐述，也具有精准医学的理论特征。
三是系统性。始终以促进人与自然协调统一为旨归，将人与自然、人体自身看作相互联系的统一系统，建构了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论治与养生、五运六气、药物性味归经等学说体系，涵盖了从诊断到治疗和预防养生的完整理论链条。如藏象学说研究人体脏腑、经脉、形体、官窍的形态、功能、结构、生理活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包含着五脏六腑、气血津液、皮毛骨肉的系统构造和功能认知；经络学说研究人体经络的存在、循行、生理功能及病理、病证，形成了独特的以针刺治疗疾病的医学方法，等等。此外，还呈现出类似现代系统论、控制论和心身、社会医学的理论闪光。
哲学意蕴
《内经》立足于探察生命现象与本质的需要，对中国古代气、阴阳、五行理论进行了合理继承与阐发，赋予其浓厚的医学哲学意蕴，呈现出鲜明的朴素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特征。
一是始终贯彻“气”一元本体论。从医学实践出发，强调“气”的物质本原性，认为天地之气是万物产生的根本，多姿多彩的世界万象都是天地之气和合而生的产物，将“气”分为天地万物之气和人体之气，人体之气始终受到天地之气的影响与制约，所谓“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揭示出人与自然息息相关、互参互应的基本规律；认为“气”分阴阳，看到了“气”的物质多样性，阐发了五行、六淫、脏腑之气的物质本质与内在关联，由此将“气”作为物质本体引入人体生理病理变化和疾病诊断治疗中，深化了对“气”运动变化规律的认识，形成了独特的气化学说。
二是始终贯彻阴阳辩证观。如认为人体生命的根本在于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和对立统一，“人生有形，不离阴阳”，“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阴为阳之守，阳为阴之使，以阴阳消长阐明疾病的变化发展态势，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另一方而独立存在，阐明阴阳转化是有条件的规律性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更加强调阴阳的统一，强调保持人体阴阳平衡稳定对健康的重要性，所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说明阴阳和合乃是生命存续与健康的必要条件，由此使得古代哲学对阴阳的认识达到了抽象与具体、绝对与相对的统一，不仅成为中医强调人体必须以固养正气为重的内在根据之一，而且对人类健康实践具有普遍借鉴意义。
三是创立了五行对五脏的医学模式推理逻辑架构。以自然界五行属性比类分析人体形体结构与功能，建立了借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五脏结构与功能系统；运用五行生克制化理论说明脏腑生理功能的内在联系，证明五脏之间既相互资生又相互制约，处于永不停息的生克制化运动中，以此维持和调节人体生理平衡；运用五行乘侮胜复规律说明五脏发病和传变规律及其与自然界五运六气变化规律的关系，借此指导临床诊断与治疗。如从本脏所主之色、味、脉来诊断疾病，推断病情、病变和预后；治疗也依据五行理论控制疾病传变、确定治则治法和用药，确立了滋水涵木、益火补土、培土生金、金水相生、抑木扶土、培土制水、佐金平木、泻南补北诸法，关于脏腑用药、针灸取穴、情志疾病治疗皆然，不仅使依据五行生克规律诊断和治疗疾病成为中医学特色之一，而且推动了如顾颉刚所论五行这一“中国人的思想律”的不断发展。
文化特质
其核心理念是中和平衡、守中致和。
一是“道法自然”“中和平衡”的和谐健康观。从“天人合一”出发，认为天地自然、人类社会和生命个体的恒常存在状态是中和平衡，这是一种不偏不倚、中正和谐、真善美融为一体的存在状态，是天下“至德”“大道”，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医学理论中，时常在“中和”之中发现人与自然、社会及人体自身的顺达与和美。如于人与自然讲求顺应合一，“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于人体讲求平衡调和，“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于疾病诊治讲求“无过无不及”，临床用药要“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方有大小，病去乃止，不可过度治疗；在养生方面，更是时刻不忘教诲人们要顺应天时，万事不可“过”，因为“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凡此种种，皆为避免过用而求“和”。这种求和谐的文化内涵，不仅照应了中国文化精神之根，而且在日益增强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成为中西医乃至中西文化沟通的重要思想载体。
二是“大医精诚”“中正和平”的医学道德观。《内经》从儒道情怀出发，认为医学是救民安民保民之术，医道精微，因此对习医之人提出了很高的人文修养与道德要求。如医者应有广博的知识和技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既要“专于技”，还要“恒于德”，要通过“诵、解、别、明、彰”，参透医理，联系实际。要善于用“意”，达到“独悟”“独见”“独明”的至高境界，如《素问·八正神明论》言：“请言神，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神”在于“心”，用“心”则“神”，其大医之德、大道之美跃然纸上，清晰可见；在疾病诊治过程中，要熟知“三常”“四失”“五过”“六伤”“七损八益”的道理，勿犯偏执和笼统的错误。要视患者如亲人，充分体现医生的仁心、仁德、仁术，做到专、精、静三守，踏实、刻苦、专心致志，切忌骄傲自大、自鸣得意，做到性情中正平和，格物致知，问诊用药不犯寒热温凉之偏；将“阴阳和”作为生命之道、生命之源，强调医生要顺应自然，道德双修，不为物役物累，做到有节、有常、不妄作为；“赞天地之化育”，强调人的阴阳和顺与天地社会和顺的良性互动，从而达到天、地、人“中和”的最高境界。可以说，这一医学道德观，不仅为“医者仁心”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观照，而且能够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医学人文关怀与精神价值取向。
三是“以身喻国”“仁爱通达”的精神气质。由以人为本出发，认为生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的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是最为珍贵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因此，医者应将对生命的关注和尊重贯彻始终，在疗疾愈身的过程中时刻不忘以身喻国，追求心与身、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与平衡。其医道之真、经方之美、养生之善无不体现着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文化精神内涵。如养生理论，一方面，时刻不忘教诲人们顺应天时，养成良好的生活与行为习惯，万事不可“过”，避免四时、五味、劳逸、七情过用，保持生理与心理平衡；另一方面，将人置于社会之中，极为关注心理和社会因素，注重人们交流沟通的社会规范和共同意识，从古代朴素的心身医学和社会医学视角来观照，从文化视角来理解和把握，提示一切皆有所“本”，万事不可“过”，建构出以“本”为旨归，以协调“过”与“不及”为目标的动态辩证的医学体系。这个“本”，就是人与自然、社会的高度和谐。可以说，尽管《内经》的理论建构总是内在地附着在对医理的叙述中，但对于医学本质的探察却始终符合“中国文化中的医学”的鲜明特征。它始终如一地将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放在首位，显示出深刻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内涵，这一求平衡、求和谐的内在文化精神，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必将成为人类的一种共同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内经》既然是科学、哲学与文化相互交融的统一体，那么，我们在进行研究和传承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要全面看待与把握，不可片面夸大或割裂，既不能因强调其科学本质而忽视其哲学、文化内涵，也不能简单地强调其哲学、文化内涵而否认其科学本质。唯有如此，才能在科技飞速发展和医学模式转变的历史进程中，真正科学、理性、全面地理解中医理论，汲取人类医学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促进中医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融贯并存的方法论
理论要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其思维就必须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律，运用一定的逻辑方法。《内经》作为自成体系的医学理论，也是建立在自发的逻辑原理基础之上的。从思维与论证方法来看，《内经》呈现着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融贯并存的理论特征。
内在的辩证思维系统
辩证思维以事物的辩证法为客观依据，是对思维规律的自觉运用，包括分析与综合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以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现实世界运动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辩证思维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而思维的内容来自人们的实践。
《内经》是古代丰富的医学实践经验的总结，正像人类历史中一切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那样，在那个时代，医学实践也不断向思维提出任务要求。由此使得其理论建构内含着整体辩证的思维方法体系，尽管带有原始特征，但不论是确立概念、形成判断和进行推理，一定程度上都符合现代辩证思维的逻辑特性。如大量应用了比较、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的分析和论证方法，从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生相克的整体出发，以普遍联系和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和探索生命现象，揭示人体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的内在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指导疾病的发现、诊断与治疗。如应用比较法探察人体生理病理规律，指出“善为脉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素问·疏五过论》）。别异、比类、奇恒作为认识方法，都包含有比较的含义，也有自己的基本形式，如“别异比类”“揆度奇恒”“智者察同，愚者察异”等。又如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如四诊法、八纲辨证、“杂合以治”的治则治法等都体现了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所谓“不知并合，诊故不明”（《素问·方盛衰论》），要求在思维领域把通过分析得来的各种材料进行综合加工，从而“对症下药”。
在这种分析与综合的过程中，也包含着抽象与具体的思维方式，不论是从“诊有三常”“诊有十度”原则到“诊合微之事”的具体医疗活动，还是对气、阴阳、五行等的理论规定，乃至其对于治疗法则和用药原则的立论，都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辩证思维过程。如对阴阳概念的分析，尽管与辩证思维的矛盾范畴相比还存在诸多差别，但更注重实用性，因此其内涵和外延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充分反映着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从其整体动态的思维特征看，基本具备了辩证思维的逻辑形态，呈现出一定的“合目的”的逻辑特征，并通过这种方法不断地获取真知、发现真理，促进了中医学的不断发展。
朴素的逻辑思维系统
《内经》作为研究医学的理论著作，自然不可能专门论证逻辑方法，但是为了理论建构需要，却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类似于推类、归纳、演绎、模型与假说等符合传统逻辑思维的推理和论证方法，也可以说建立了其逻辑思维的方法论体系。
首先是推类方法。受先秦“推类”思想影响，在理论建构中总是首先着眼于各种各样的“象”“类”，将其看作最基本的逻辑范畴，通过“援物比类”“取象比类”等思维模式，将其与人体的形体官窍、生理病理功能联系起来，由此发现并建立起它们之间的各种具有确定性的联系，从而对人体生、长、壮、老、已的自然规律和疾病的预测、发现、诊断、治疗、预后以及预防和养生等进行深入探讨。如运用“援物比类”“取象比类”方法建立起人体脏腑、经络、气血津液构成与运行的功能、结构和表征系统，以此阐发其医学理论。这种从事物整体、动态的形象出发，通过取象比类推论并认识人体功能、结构和关系的研究方法，成为《内经》探求真知的方法之一，也成为中医学认识世界和人体生命特征的主要手段，并由此延展了中医阴阳五行等比较系统的理论架构。可以说，这种“以象测藏”“以类合类”的基本方法，以“象”“类”和“取象”“分类”为核心，形成了以“推类”为主导推理类型的《内经》逻辑方法的主干，也是其最主要的逻辑特色。如“五藏之象，可以类推”，由此建立了藏象系统，从功能上对五脏六腑进行了比较准确的把握；又如《灵枢·海论》将自然界“四海”与人体髓海、血海、气海、水谷之海相类比，推论说明人的生理特征。此外，《内经》还汲取了中国古代“察类”“求故”“明理”等逻辑命题的合理成分，如常有“愿闻其故”“愿闻其说”“愿闻其道”之论，即是设问以求故的逻辑方法的应用。对此，张介宾进行了发挥，《景岳全书·传忠录》将“明理”条列第一位，置于“阴阳”条之前，即是明证。
其次是归纳法。《内经》的理论建构是医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不断将观察和体悟到的具有共性或普遍性的经验形成个体的或个别认知，又通过交流沟通将这种个别认知转化为共同认知，从而形成理论学说，由此，归纳法不可避免地成为其理论建构经常使用的方法。如对调理阴阳而养生的论述，就归纳了上古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等得道之人之所以在养生方面取得成就是因为他们都善于理解和把握阴阳之理。这种无反例证伪的归纳结果，所得出的养生关键在于把握阴阳、使阴阳相和合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对时、情、味、体“过用”致病的病因归纳和四时养生的归纳亦是如此。尽管归纳法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或然的，但这种建立在长期医疗实践和对生命现象观察基础上的思维方法，符合从个别或特殊性知识推出一般性知识的归纳推理的基本理论特征。
其他如演绎推理、模型推理及理论假说等逻辑方法，在《内经》中都有应用。可以说，《内经》所使用的方法是丰富繁多的，客观地形成了其“内涵的”逻辑思维系统，这也成为其理论科学性的内在根据。
诚然，由于受科学研究水平和科学实验手段的限制，《内经》对人体结构的认识往往含有猜测的成分，多从关系和功能的角度进行归纳和推断，与现代医学对于人体组织结构的实证性认识是不同的。站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角度看，我们仍然不能片面夸大其方法的科学性，需要以辩证的态度理性看待和发展，并在新时代背景下，不断提升中医的科学价值和实践价值，从而加深人们对中医理论特色与内在价值的理解，加强中西文化的交流及中西医的协同合作，推进中医药的科学发展进程，为人类健康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模式与方法，构建起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模式。（孙可兴 河南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