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液经法图》收载于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以下简称《辅行诀》），是南北朝上清派道家传承人陶弘景所著。该书自19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后，为张偓南先生所收藏，后其孙张大昌先生将手抄本献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经王雪苔、马继兴、钱超尘等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此书才得以公开。
《辅行诀》虽然是陶弘景所著，但其中部分内容可能来源于更早期的《汤液经法》。该书中记载“依《神农本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检用诸药之要者，可黩契经方之旨焉”。此处的“检录”即是检索抄录之意，而现存《辅行诀》抄本所记载的方剂数目的确在60首左右。除了记载诸多方剂之外，《辅行诀》还收录了一幅古图，即《汤液经法图》，也叫作《五脏补泻体用图》。陶弘景对此图的评价很高，认为“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
从形式上看，《汤液经法图》属于五边形结构，对称严谨，以顺时针顺序展示了木火土金水的相生循环，与地球生态一年四季的阴阳变化相符合。从内容上看，《汤液经法图》展示了一套以五脏虚实辨证+五味补泻治疗为框架的辨证论治体系，根本上还是属于脏腑辨证的内容。例如，该图在左下角的肝木区域标有辛、酸和甘3种药味，结合《辅行诀》原文可知，“肝德在散，以辛补之，以酸泻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这就说明，在肝木疾病的治疗上，辛味药补肝用于肝虚，酸味药泻肝用于肝实，而甘味药缓肝，既可用于肝虚亦可用于肝实。其余脏腑同理。
《汤液经法图》所展示的五味五脏补泻原则，与《素问·脏气法时论》《素问·至真要大论》章节的内容有相似之处。例如，《素问·脏气法时论》中也有五脏苦欲补泻的内容，描述了五味对五脏的补泻关系。但是，仔细对比可知，两者确有诸多不同之处。其一，《汤液经法图》对于同一脏腑的补味、泻味和急食之味都是不同的，分别由3个药味实现这3种不同的治疗作用。但是，《素问·脏气法时论》却不符合这个原则，其章节内存在许多前后矛盾的困惑。例如，既有“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同时也有“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那么究竟何种五味才是脾土的急食之味？又如，“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那么究竟酸味是脾土的补味还是急食之味？其二，按照木火土金水的顺序，《汤液经法图》展示出了逻辑严谨的循环。无论是补味循环、泻味循环还是急食之味循环，均符合辛咸甘酸苦的顺序。但是，《素问·脏气法时论》却不符合这个原则，其内容中只有补味循环符合这个规律，泻味和急食之味均不符合。其三，从临床经验角度看，《汤液经法图》的补泻关系更易理解。例如，心主火，热证属于心实证，《汤液经法图》以苦味泻心而《素问·脏气法时论》以甘味泻心。而临床治疗热证患者，显然以苦味清热药更为常情常理。所以，《汤液经法图》五味补泻关系的严谨性和逻辑性，应该强于《黄帝内经》相关内容。
正是在这种更为严谨、逻辑的五味补泻关系指导下，我们对于中医组方配伍原理就有了全新的认识。
例如，《辅行诀》所载小补肝汤，用于治疗心中恐疑，时多恶梦，气上冲心，越汗出，头目眩晕。根据《汤液经法图》，肝虚则恐，实则怒，此证属于肝虚为主，而辛味补肝、酸味泻肝、甘味缓肝。所以，小补肝汤以辛味药桂枝和干姜补肝，以酸味药五味子泻肝，以甘味药大枣缓肝，配伍结构为“二辛一酸一甘”，补肝平冲为主，补泻兼施。
又如，《伤寒论》所载麻杏石甘汤，用于治疗咳嗽、气喘、身热、汗出、口渴这样的邪热壅肺证。根据《汤液经法图》，肺虚则鼻息不利，肺实则咳喘，凭胸仰息，而酸味补肺、咸味泻肺、辛味散肺。所以，麻杏石甘汤以苦味苦杏仁与甘味甘草配伍，苦甘化咸泻肺，以酸味石膏补肺，以辛味麻黄散肺，配伍结构为“一苦一甘一酸一辛”，泻肺止咳合补肺清热为主，补泻兼施。
再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所载逍遥散，用于治疗肝郁脾虚所见的两胁胀痛、头晕头痛、神疲食少和月经不调。根据《汤液经法图》，肝主疏泄，肝虚则疏泻不利，气郁不升，脾主运化，脾虚则神疲乏力。而辛味补肝、酸味泻肝、甘味补脾、辛味泻脾。所以，逍遥散以柴胡与当归之辛补肝，疏肝解郁养血，以甘草与茯苓之甘补脾，益气祛湿缓急。辅以芍药之酸泻肝，柔筋止痛；白术之苦燥脾，祛湿和中。全方的配伍结构为“二辛二甘一酸一苦”，补肝兼补脾，补泻兼施。
由此可见，采用《汤液经法图》五味补泻配伍关系识方解方，能够更为精准地透视中医组方配伍本原，能够从药性与功效两个角度，实现对组方配伍根本原理的解析。（金锐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