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晚，北京海淀剧院人头攒动、座无虚席，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甘肃省卫生厅等单位承办，灵台县秦剧团创作、排演的新编历史秦剧《皇甫谧》在这里拉开了序幕。铿锵的锣鼓，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1800年前三国纷争的战乱场面；激情的乐曲，唤起了人们对我国魏晋时期伟大的针灸学家皇甫谧及其著作《针灸甲乙经》的无限缅怀和思念。
针灸，作为我国劳动人民长期医疗实践中创造的法宝，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了旧石器时代的砭石雏形、青铜器时代的金属针具之后，又经历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漫长时期的发展，逐渐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正是有了由皇甫谧编纂、系统总结针灸理论和实践的专著《针灸甲乙经》的问世，之后才有了公元7世纪形成的针灸学科，有了宋代王惟一的针灸铜人，有了明代针灸学的新发展，有了中医学以针灸为前导、广泛走向世界的后世辉煌。因此，提起针灸，不能不念起皇甫谧；研究中医，不能不研究皇甫谧。用戏曲的手段诠释皇甫谧的事迹，是甘肃省中医药界与文艺界有识之士的有益之举，对于后人走近和挖掘中医学厚重的历史、对于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普及都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秦剧《皇甫谧》，通过洛阳惊魂、故园沉疴、神针妙灸、灵姑重生、美人依旧、儒医圣手等6场戏，浓缩了皇甫谧安贫乐道、淡泊名利、勤力不怠、耽玩典籍、倾心医术、服务民众、献身学术的传奇人生，突出表现了他独特的人格精神和思想境界，高深的学术造诣和卓越成就，给观众以莫大的启迪、鼓舞和教育，是一部难得的爱我中华、爱我中医的爱国主义好教材。
纵观全剧，在如何运用戏曲形式表现历史题材的问题上，秦剧《皇甫谧》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探索，其中有两点是最值得引起关注的。
其一，反映历史事实，必须尊重历史，以史撑戏，理清错综的历史脉络。皇甫谧生活在公元215至282年的历史大动荡时代，魏晋的社会动态，既造就了他“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生为人所不知，死为人所不惜”，“朝闻道，夕死可矣”（《晋书·皇甫谧传》）的“通天地人”（林亿《针灸甲乙经》序）的大儒；又造就了他“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针灸甲乙经》自序），身残志坚“犹手不辍卷”，“忘寝与食”（《晋书·皇甫谧传》），解救疾苦于水火的“有高尚之志”的大医。魏晋的文学风气，既造就了他“博综典籍百家之言”，“以著述为务”，“撰《帝王世纪》、《年历》、《告誓》、《逸士》、《列女》、《玄晏春秋》等书”（同前），“考晋时著书之富，无若皇甫谧者”（李巨来《书古文尚书冤词后》）的“书淫”；又造就了他才华横溢，一生“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同前），为《三都赋》所作之序广为传颂，与左思共创“洛阳纸贵”的佳话。秦剧《皇甫谧》，紧扣这些重要历史事件耕耘，穿针引线，拆析综合、前铺后垫、深挖广掘，在复原历史的前提下激活历史，赋予了这一作品最基本、最核心的生命线，是其成功的主旋律。
其二，应用文艺形式，必须尊重艺术，以戏托史，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戏曲是被中国老百姓普遍接受的艺术形式，民众的许多历史知识正是通过它的广泛传播而获得的。舞台上“三五人千军万马，六七步四海九州”，“可国可家可天下，能文能武能鬼神”的虚拟表达，使干巴巴的历史事件有了活灵活现的直面感觉，使平面的人物叙述成为精神与血肉一体的百变精灵，欣赏中增添了轻松娱乐和享受生活的成分，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生活间的距离。在戏曲中，定型的脸谱、灵活的塑造、适度的夸张，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表现程式和艺术风格。秦剧《皇甫谧》，既不背离戏曲艺术的这些基本要素，又在剧本创作和舞台表演中有所创新，在演员的成功表演与道具、布景、灯光等多元素的有机融合中，把八尺舞台拓展为无限的历史空间，表现了历史、衍化了历史、趣话了历史，勾勒出了皇甫谧的高尚人格和宽阔情怀，强化了人们对这位千古哲人的认知，牢固地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一面永不锈蚀的镜鉴。剧中，皇甫谧深夜在自己身上练针，“月落月升星满天，油灯明灭照不眠”的感人情景、在父亲灵牌前“不孝子向灵位泣血叩首，儿不该离高堂负笈远游”的悲切哭诉、误食寒食散造成的“五内如焚裂肝胆，一阵发热一阵寒”的痛楚号啕等情节，虽然属于虚构，却无一不是在相应历史根据的支撑下产生的，戏剧家的智慧凝结成了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人的一生经历纷繁复杂，而留下的印痕却非常有限，要求现代人用两个小时的演绎去完满复制一位历史人物的一生显然是办不到的。秦剧《皇甫谧》尽管在搜罗史料、刻画人物方面下了偌大的功夫，但其中可深化、细化、精化的空间还比较大，有些问题甚至有重新构架的必要。譬如，主人公皇甫谧的内心世界和主题形象还不够丰满、高大，衬托红花的众多绿叶型人物大都独立个性不足，一些历史事件的关联还存在着不协调的漏洞等，需要做进一步的打磨、锤炼。
针灸之妙，后人有诗证之；针灸之效，后世有案记之。在皇甫谧离世后900年左右的宋王朝，理学家朱熹也患上了与他一样行动困难的足疾，靠竹杖扶助才能活动。建阳地区一位程姓道人针之而愈，为此他专门作诗谢之：“几载相扶借瘦筇，一针还觉有奇功。出门放杖儿童笑，不是从前勃窣翁。”（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观戏品诗，溯古及今，更让人敬仰多才的皇甫谧，景仰伟大的中医学。